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原国务委员宋平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6年3月4日15时36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9岁。
一直以来，在穿西装、系领带的老同志中，身穿代表着上一个时代领导人标准制服灰色中山装的宋平格外显眼。
宋平被称为中共党内的最大伯乐，他是一位承前启后者。他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、邓小平和陈云都信赖的人。
宋平在甘肃工作了9年，是从甘肃走出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。也正是从他开始， 甘肃这块边远贫瘠的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的高地。
年轻时的宋平
（一）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宋平被外放至西部艰苦地区工作。
他先后出任西北局委员、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、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，主持西北数省的经济工作。
文革期间宋平曾短暂被打倒，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得以复出。
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，宋平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，开始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。
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
大家都清楚，这场关于“真理标准”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绵里藏针的政治角力。
远在甘肃的宋平很快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。
在他的提议下，甘肃省委宣传部和《甘肃日报》在兰州联合召开了“真理标准”座谈会，对文章精神表示支持——这也是中国省级行政区第一个“真理标准”座谈会。
宋平这次旗帜鲜明的表现，直接奠定了他未来的仕途走向。
1996年，作家叶永烈通过宋平之子宋宜昌向其求证：为什么甘肃在关于“真理标准”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？有没有来自北京的“关系”在起作用？
宋宜昌给予了答复：“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，并没有北京的‘关系’在起作用。”叶永烈说，由于宋平在“真理标准”论战中，“态度鲜明，加上他的工作业绩，后来被调往北京，（十年后）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”。
（二）
1979年春，宋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甘肃省建委主持座谈会。
在这次视察中，一位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汇报引起了宋平的注意。
副处长在汇报中条理简要、数据清晰，颇有自己当年的风范。
再一经询问，该副处长还是六十年代初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——这在文革后那个人才凋敝的时期是非常稀缺的。
当年该副处长已经三十七岁，1979是他在甘肃省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。
宋平有意识地与汇报工作的副处长进行交流，尤其是在一些“方向性问题”上，副处长的观点让他十分激赏。
次年，随着拨乱反正、腾坑挪位的全面展开，宋平将副处长直接拔擢为副厅级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。
1981年，宋平高升入京，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、中组部部长等要职。
（三）
宋平喜欢穿中山装和布鞋、出门不带警卫随从，希望别人叫他同志，他不是一个在前台的人，但是对他看中的人或者事，他总是积极站台，隐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持。
宋平作为最后一位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使得国外有人认为宋平可能是一位保守派。与宋平不同，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积极推荐领导干部穿着西装。
宋平曾亲自修改并签发一份关于作风问题的规定，要求：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以宣传人民群众活动为主，对各级领导的活动都要尽量压缩。领导下基层不搞迎来送往等。而宋平本人严格遵循这些规定。
1977年8月，宋平和群众一起修梯田。
1972年7月，时任甘肃省委书记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赴临洮县中孚公社调研，访问了几户农民，察看了牛头沟小学。宋平看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，学校办学条件很差，心里很不好受。这天中午，临洮县革委会负责人安排杀鸡招待。开饭后，宋平很恼火地说：“遭了这么大的旱灾，群众生活这么苦，你们还杀鸡招待！”县里负责人边检讨，边劝宋平，既然已经做了，总得吃点，不然就浪费了。饭后，宋平拿出50元钱，替随行人员交了伙食费。县里负责人后来感慨：“这顿饭值不了50块钱，像宋书记这样严格要求的领导，我还没有见过！”其实，宋平饮食很简单，有馒头和烩菜就够了。
1987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后，宋平积极推动干部交流。他认为，这可以让干部们开阔眼界，对丰富知识、积累经验、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。
3年后，中共中央推出《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》。这对培养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影响，几乎成为现在干部队伍培养的一种常规模式。
（四）
在北京西城区一座毫不显眼的四合院里，宋平安度平静的退休时光。他深居简出，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，品茗散步，写书法。
2017年4月是宋平的百岁诞辰，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。连他的老部下、中组部原副部长刘泽彭都不清楚。刘泽彭告诉记者，宋平从不允许别人为他祝寿，也坚决不透露具体日期，这是他的秘密。
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陈东林很早就认识宋平了。1953年9月，刚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，1956年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。陈东林的父亲也在国家计委工作，陈东林和宋平的儿子宋宜昌也是同学。
几年前，陈东林和宋宜昌聊起学校生活：“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，身上没钱，衣服也挺旧。”宋宜昌说：“那是我父亲管着我们啊，太严了。每个月饭钱就只给将将够吃的，有时还忘给，就得跟同学借饭票。”陈东林问：“你父亲的钱干吗去了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呵呵，可能他都交党费了吧。”
宋宜昌是科普作家、军事文学作家，写过《海军史》等不少著作，会几门外语，但退休时只是科普出版社一个普通副编审，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。陈东林听说，宋平还在常委任上时，一次和宋宜昌一起去北戴河，他让宋宜昌自己买票坐车去，不能坐他的专列。宋平儿媳的工作单位有变，他嘱咐不许其他人帮忙安排，让她自己去找工作。
2012年，当代中国研究所想采访一些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老同志。为此，陈东林与宋平秘书联系，宋平同意接受采访。2014年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《国家人文历史》刊登了这篇访谈文章，并按照规定付给3000块钱稿费。陈东林上门去送稿费，宋平秘书说：“不能收，宋老说了，接受采访是他的工作，工作怎么能收稿费呢？”
2015年12月，陈东林第三次采访宋平。这次采访同行的还有攀枝花文物局局长张鸿春等人。此前，宋平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题写了馆名。陈东林听说，宋平从不轻易题词，并且一定要通过组织手续找秘书。攀枝花方面想送一些纪念品聊表心意，陈东林说宋平不会收的，建议不要送。这次，张鸿春仍然带了一块攀枝花的苴却砚，特地说明是本地产的纪念品，不是买的，送给宋老写书法用。但宋平说，中央有八项规定，不能收礼，还是把砚台退了回去。
陈东林发现，宋平几次接受采访穿的是同一件白衬衣，他问宋平：“宋老怎么总穿同一件衣服啊？”秘书解释，他只有这件比较齐整的衬衫。陈东林问宋平在天安门观看大阅兵时穿的是不是这件，他回答说是的。
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，每次看到新闻事件，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。“但他不评论现在的中央决策。他很守纪律，退休了就只谈退休老人该关心的事。”陈东林说。
宋平一直很关心希望工程，1994年，宋平、陈舜瑶夫妇通过中央希望工程总部搭桥，资助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乡王家村的三名小学生。第二年8月，他们夫妇致信陕西山阳县希望工程办公室，寄去1600元钱，帮助4名儿童复学。
宋平退休后有一次去四川，负责接待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曾是他在甘肃工作时期的秘书，劝他去趟九寨沟，好不容易说通了。第二天，专机已经准备起飞，他却坐在沙发上不起来，说：“啊，去九寨沟吗？我先问你们个问题，飞到九寨沟，飞机用多少油啊？要花多少钱啊？这些钱能建几个希望小学啊？”最终没有成行。
如今，这位109岁的老人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[综合自 中国新闻周刊、文摘精萃等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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